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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四、所谓“不重视知识分子”的真相

    说真的,在这方面,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,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,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。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,还在1932年5月提出《改革教育方案》,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,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,引发了激烈的争论,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。

    尽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,但到了抗战前夕,国难当头的时候,全中国还是有70%的大学生在读文科。而剩下的30%大学生当中,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。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,指导工人搞兵工厂、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,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……

    而搬迁到“西南联大”的那些大师们,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“精神原子弹”。

    总之,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,有先进的治学理念,有国学大师,有“民国范儿”……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,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。

    有人说,你这是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,伏尔泰、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,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!

    可问题是,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书立传的时候,法兰西也没有沦落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!

    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,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中,也不乏正气凛然,令人敬仰之辈。而他们的思想启蒙,同样对社会发展很有意义。但是,相当一部分很有“民国范儿”的家伙,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、包身工遍地、洋人横行、工业基础全无,战乱频繁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,在一个生与死,血与火的动荡年代,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,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,讲究什么思想独立、学术自由,玩什么小清新,搞什么小资情调,例如说鸳鸯蝴蝶派……

    唉,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,还是醉生梦死呢?

    相对而言,似乎还是六十年代那句“不穿裤子也要爆原子弹”的悲壮豪言,更能让人感到折服。

    ——优雅不是一个贬义词,但如果为了追求优雅,而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,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耻、可憎,也是可怜的,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《后庭花》。

    整个20世纪上半叶,中国一直处于战乱、饥荒、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。在这种背景之下,不管是以什么理由挥霍民脂民膏,追求什么“优雅”的文化,都是不合时宜的;谈什么民国风和民国范儿,更是非常搞笑的。因为1%上等体面人的“优雅生活”,根本无法掩盖99%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。

    如果说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种种腐朽做派,多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安静无事,并无开拓进取的必要性,可以安心享乐的话。那么民国年代诸位文化人的小资生活,就正好应了明末陈子龙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:“清歌于漏舟之中,痛饮于焚屋之下,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,可哀也哉!”

    其实,对于胡适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大师们来说,只要走出北平、上海这些大城市,走出他们的校园、书斋和沙龙,就会看到真实的中国,可惜大多数民国范儿都看不见,而看得见的人则都成了左翼革命者。

    回到正题,在新中国成立之后,我党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,乃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,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。而在国内的大学里,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,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……

    很显然,不管这些大师们再怎么擅长摇笔杆子、妙笔生花,也画不出工程蓝图啊!

    接下来的时间里,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,显然就是要热火朝天地搞社会主义建设,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建立起民族工业体系。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,究竟是科学家、工程师更重要,还是国学大师们更重要?

    公平地讲,许多民国文人对于中国革命都是有贡献的,他们用自己的笔为中国人进行了思想启蒙,揭露了旧社会的虚伪和罪恶。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,他们也应该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

    到了和平建设的年代里,那些曾经立下过无数战功的解放军人们,纷纷放下枪杆,拿起铁锹和榔头,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。但很多文人的脑袋却转不过弯来,不愿意走出书斋、停下笔杆,去做一些社会上迫切需要的工作——例如说到乡下扫盲、普及基础教育之类。

    而当时的中国穷困至极,百废待兴,还有朝鲜战争的巨大开销,实在是养不起一帮小资情调的文人了。

    于是,就发生了让“百岁学者”周有光感到义愤填膺的一幕:1953年,上海实行工资改革,对待收入最高的大学教授和银行工作人员,取消原来待遇的80%。100元改为20元;200元改为40元;300元改为60元。周有光对此愤愤不平地骂道:“……民国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……工资改革的第二天,人人眼睛朝下,见面不打招呼了!晴天霹雳,中产阶级贫穷化!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中产阶级,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。后来还掀起‘反右’运动,更加深入地、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……”

    拜托!这说法是多么的荒唐啊!想要给社会制造出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,有哪个国家是靠给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大幅度加薪来实现的啊!而是要大家自己想办法创业,自己赚钱啊!

    举个例子来说,当今只有1100万人口的希腊,在21世纪初加入欧元区之后,以为傍上了大靠山,硬是养了100万吃财政饭的公务员,自以为搞成全民中产阶级的“完美社会”了。结果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,如今的希腊都变成什么模样了?说它国将不国都是轻的!、

    希腊还有欧盟这个大款可以傍,中国又该去傍谁?只能靠我们中国自己!

    像是有本事搞发明创造,让全中国老百姓吃饱饭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,不要说给他发10万的月薪,就是发100万的月薪,人民大众也会认为是应得的。而那些只会发几篇酸文的“公共知识分子”,发8000月薪都让人感觉太多——你的这些文章早就另外给过稿费了!

    在我看来,假如现代的这些“砖家叫兽”觉得生活不够宽裕,嫌钱少的话,那你就去出书写文章,赚稿费和版税啊!如果当真能够写出什么畅销书,甚至进一步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甚至网络游戏,月入几十万上百万的话,想来也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愤不平,正如同当今社会看待那些成功企业家一样。

    当然,建国初期的文人们估计没有出书的渠道,也没有买书的市场。但当时全国人民都是那样的穷困,凭什么要让你们过着人上人的日子,而不是与全国老百姓同甘共苦呢?

    说到这里,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“奖金事件”——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,保险业巨头AIG因经营困境,累计接受了超过1700亿美元的政府救助。但AIG公司领导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后,竟然不是立即想着如何弥补亏空,挽回客户的损失,而是首先拿出一笔巨款给公司高管人员发奖金!

    此事一被揭发,顿时引起民众的一片讨伐声——你们AIG先是亏光了我们存进去的钱,然后又要政府拿我们缴纳的税赋给你们填窟窿,最后还不肯填账上的窟窿,而是要把钱揣进自家腰包里拿走……最后,诸位只会亏钱的银行高管们,在无数愤怒公民的暗杀威胁之下,总算是勉强放弃了这笔不合时宜的奖金。

    所以,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艰难年代,诸位民国大师们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拨出巨款,给他们这些对实际建设工作没有多少裨益的文人,发放那么高的薪水。那么从本质上来说,他们跟那些在公司濒临亏本倒闭的危急关头,依然强行用老百姓的税款给自己发巨额奖金的华尔街AIG公司高管们,又有什么不同呢?

    接下来的几十年里,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,中国教育界一直秉承“重理轻文”的基本方针,要求大家“学好数理化”,最后甚至出现了“工程师治国”,也就是几乎整个国家领导团体都是工程师出身的现象。故而教育资源和经费一直都在向理科倾斜,自然让心气甚高的文科教授们感到愤愤不平——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大抵相当于古代的“士”,虽然比不上“大夫”(官),但至少必须要比农工商高出半截。

    偏偏这些人又是最会挥笔写文发表观点的,所以随着思想管制的放松,社会上就开始出现奇怪的言论,例如说民国时代是被我党宣传部门妖魔化的,其实是多么多么的美好。而共产党又是何等的罪恶滔天,把全部有骨气的中国人杀光,从精神上阉割,让君子们欲做隐士而不可得……最后甚至说什么:“半个多世纪过去。民国的种种善,民国的礼义廉耻信,早被大规模玷污,大规模失传了……”

    ——当文人墨客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候,社会上就会充斥着无数荒谬不经的奇谈怪论。

    事实上,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,这些霸占舆论话语权的文化人们,从来都是只敢在软弱的皇帝面前表现得很有节操和骨气;对中国人民则是趾高气扬,作威作福;但是到了军阀和异族侵略者面前,却是一个个奴颜婢膝、谄媚无比,什么节操都丢到爪哇国去了。譬如明末的东林党,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……

    对于这些“平时袖手谈心性,临危一死报君王”的传统文人,我们中国老百姓栽的跟头已经够多了。一直要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各种批判之后(确实是有些矫枉过正),90%以上的中国人这才知道,那些牛气冲天的文化人,其实也只是会放放嘴炮而已,否则还真以为他们是神仙,是菩萨,是文曲星,是冒犯不得的呢。

    所以,在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的那段年月里,我们真正应该重视和歌颂的知识分子,是钱学森、李四光、竺可桢、邓稼先、袁隆平这些科学功臣,而不是那些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“国学大师”——前者是开拓进取,后者是墨守成规——所谓“共产党不重视知识分子”的说法,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帮在现代化建设年代里被边缘化的文人墨客,深感内心失落、囊中羞涩之余,在笔下歇斯底里爆发出来的怨念产物而已。

    当然,在那个疯狂的十年里,理科知识分子同样也受到了空前严重的迫害,造成了无数令人落泪的悲剧,这是不容否认的。但问题是,这些文化人们在建国初期的各种“反动倾向”,同样也是真的——譬如在朝鲜战争时期,就颇有不少社会名流企图学习汪精卫,积极勾结美帝和台湾当局,出卖志愿军的情报。

    再反过来说,如果真的让这些代表“社会良心”的文化人知识分子,歇斯底里地发泄出了心中郁结的怨念,那么对于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来说,往往就意味着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劫。

    这在前苏联就有过最惨痛的案例——那位写了《古拉格群岛》,被誉为“俄罗斯的良知”索尔仁尼琴同志,整天鼓吹着要捣毁腐朽冷酷专横的苏联体制,主张“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”恢复“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”。接下来就必然会迎来一个民主繁荣的新时代。

    可这场巨大变革的结果,却是苏联解体,民不聊生,腐败横行,从超级大国跌落到内战国度的深渊,整个国家被“去工业化”,宏伟的厂房成了废墟,真的快要倒退到“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”的程度,恢复“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”了——斯大林同志那么多个“五年计划”统统都白干了……

    面对如此惨状,如果索尔仁尼琴还有点良心的话,就真的应该朝北冰洋里一头跳进去,以此向被他忽悠惨了的两亿多苏联人民谢罪。

    ——那些整天吹嘘自己有良心的人,实际上往往就是最没良心的。

    切记,文化人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,从来都没有权力把“知识分子”这个团体给“被代表”了!手机用户请访问http://m.piaotian.n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