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趣阁 > 科幻小说 > 大穿越时代 > 章节目录 六、民国地主不好当(南方篇)
    六、民国地主不好当(南方篇)

    在民国时期,北方各省的乡下总是一片兵荒马乱,民不聊生,盗匪横行,连生命安全都毫无保障,更别提什么生活情趣,实在不是地主们可以安心享受腐败生活的好地方。西南的四川省内先后爆发大小战争共计五百六十余次,军队膨胀到340个团,84万人,赋税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,不要说贫苦农民,就连地主士绅也被压断了腰,生活水平还不如穷山恶水的云南;湖南湖北三天两头地发大水,长江几乎年年决堤。而一旦北洋军南下攻打广东,或者是革命军北伐中原,湖广之地也都是主战场,被吴佩孚、赵易恒这些狠人来回烧杀劫掠,折腾得够呛,同样不甚适合居住。

    总的来说,在民国年代,除了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之外,唯有江南之地的状况还算比较好。相对来说应该算是全中国经济最为富庶,战乱最为稀少,阶级矛盾最为缓和,社会秩序最稳定的地区。

    由于这块地方的风气开放,对外交流便利,地主可以投资工商之类收益率更高的商业和实业,不必完全依靠土地上的产出,所以表现得比较“开明”,一般不会把佃农往死里压榨。

    虽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里,名义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,但实际收缴的时候往往会打个折扣。如果佃农比较刁蛮,而地主却比较软弱的话,那么实际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%左右。有些地方的佃农,连年累月地赖账不交租子,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——因为他在上海、宁波的工厂商行,收益百倍于老家乡下的那点田地,实在是犯不上为了这么一点地租而兴师动众,到乡下去大打一场……

    正是因为江南地区的农村剥削程度较低,阶级矛盾不算突出,所以就全国来说,乡村秩序尚算不错,而这也是蒋介石可以把江浙作为统治核心的原因。

    但近年来有些“砖家”以偏概全,把江浙地区相对“和谐”的乡村阶级状况,硬是放大到了全国,以此来证明我党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无理取闹——这就有些过分了。

    那么,既然江南地区的土地肥沃,不怎么打仗,农民也不怎么造反,而且邻近上海,想要购买热水瓶、钟表之类的工业品也容易,民国时期江南地主的生活应该相当不错了?

    ……这个……只能说,也不一定,得要看是在什么时间。

    江南地区素来是中国的精华之所在,城市工商业发达,乡下盛产稻米、棉花和丝绸,在整个明清时期,一直相当富庶。即使是在近代前期,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,依靠出口丝绸、茶叶和瓷器,江浙两省的经济状况也还不错。民国前期利用一战的东风,江浙经济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兴旺繁荣的时代。

    但是到了民国年代中期,进入三十年代之后,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,作为全国最开放的江浙地区,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——很多时候,粮食倾销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。

    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,中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——最初两年,长江以北赤地千里,长江以南洪水滔天,饥民倒毙于路途,自然是惨不忍睹;到了1932年和1933年,气象灾害基本结束,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,稻米小麦堆积如山,但却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(那时候正值美国大萧条,玉米腐烂在地里,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,出口农产品自然便宜得很),于是在市价上,每一石国产土米往往比洋米贵了2、3元,根本卖不动。如果低价贱卖,农民又要赔本。

    ——由于农业技术落后,外加沉重的苛捐杂税,江浙农民的生产成本就远比西方同行高得多。他们没良种,没化肥,没水利,没农药,没机械。亩产远比现在低得多,只能靠大量投入劳动力精耕细作,来勉强提高一点产量。而且,他们非但没有农业补贴,还要承受沉重赋税,在全球化竞争中不破产倒是怪事了。

    眼看着种植粮食挣不到钱,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,可惜国产棉花的品种、质量和价格,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棉,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,就根本卖不动了。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,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,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,被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。

    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,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,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,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,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,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,实在是倒行逆施。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,也保不住国内市场,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,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。

    走投无路之下,一些农民不顾禁令,开始种植起了罂粟,试图依靠鸦片来赚钱。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,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,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,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、云南和印度的烟土,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,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。

    ——类似的情况,在西部的鸦片产地也发生过。抗战期间,西康省为铲鸦片死了7个县长,上千保安队。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,蒋委员长为了集中力量勘乱,宣布不再禁烟、铲烟,不收烟税。于是鸦片成为普通商品,价格暴跌,贩毒无利可图,毒贩子从此大减。农民们收获的鸦片卖不出去,也只好减少了罂粟种植量,不过由于鸦片太便宜,当地很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瘾客,户户绕烟云了。

    于是,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,便无限悲哀地发现,自己是歉收要饿死,丰收也要赔本,种什么都挣不到钱,而肥料和农具又都是借债买的,结果身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,怎么样都没了活路。

    叶圣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说《多收了三五斗》之中,就讲述了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因为洋米倾销冲击市场,不得不忍痛亏本粜米,在丰年反而比灾年更加负债累累的惨剧。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封建主义、帝国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,整个农村急速破产的可怕现实——荒年绝望,丰年更绝望!

    为了在这种绝境之中求生,农民们要不就涌入城市闯世界,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闹革命的道路了。

    很显然,在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之后,地主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

    首先,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话,因为米价低廉,等于是缩水了许多,而若是收银钱的话,农民又缴纳不出来;其次,之前借贷给农民买农具、肥料和口粮的款子也收不回来,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呆账和坏账;最后,乡下抗租运动极度频繁,没了活路的农民纷纷成了滚刀肉,索性自己种稻米自己吃,不交税也不交租,能活一天是一天。万一地主上门催讨,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,要么举着刀子声称要同归于尽。

    而很多地主则发现雇佣打手的人工费太高,打官司需要打点的费用也不低。更要命的是,在花了这么多费用之后,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钱的稻米,甚至经常会打死了人也还是什么都收不到,用武力强行收租总是亏本。哪怕是把农民当成猪仔卖了,也还是得不偿失——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许拖欠租子。

    一旦收租收到蚀本倒贴的程度,这地主也就当得太没滋味了。

    到了抗日战争时期,江南更是成了主战场,政府军、日军、伪军、新四军反复打拉锯,原本的一点繁荣景象随之消失。在解放战争时期,又被国民党“劫收大员”们搜刮得一穷二白,最后一点余财也没了。

    所以,如果有谁想要穿越到民国时代的江南地区当地主,最好穿越得早一些,也就是民国时代的前面十几年,江南农村普遍破产之前,还要及时改换投资渠道,否则光靠收地租是绝对过不起阔绰生活的。

    实际上,在民国时代,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已经常居于上海、南京、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,而把乡下的土地交给“二地主”(代理人)负责收租。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税负担,外加“二地主”及其帮闲的佣金之后,哪怕是风调雨顺,“二地主”也比较有良心,每亩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个银元的收益而已。

    假如完全依靠这么微薄的土地收入来过日子,显然很难维持都市生活的高昂开销。

    以之前提起过的诸位国学大师为例,胡适教授在1919年的每月收入是240个银元,30年代涨到500银元,年收入就是6000银元,外加稿费和其余收入,只怕是每年一万大洋都不止。而那年头似乎还没有在工资里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概念,这些银钱都能实打实地落进胡适教授的口袋。若是把这个收入水平放到农村,都已经是坐拥上万亩良田,几十条枪的微型军阀等级了!

    由此可见,民国时期的诸位“砖家叫兽”们,实在是货真价实的“无冕贵族”啊!

    事实上,就连毛管理员的每月8块大洋低薪,在某些贫瘠地方的乡下,也要有100亩地才能挣到。

    因此,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,往往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,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。

    ——从很早以前开始,比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绅,就已经把投资渠道放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,经营金融、商贸、实业和房地产等等,以求更高的收益。而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,也是民国时期的总趋势。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,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。

    所以,在讲完了民国农村的情况之后,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民国时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,冒险家的乐园,“东方魔都”大上海,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摩登生活。手机用户请访问http://m.piaotian.net